据国家工商部门统计，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，涉及金额140亿元，但只有五成履约；中国企业联合会资料显示，我国每年因逃债造成的损失约1800亿元，产品质量低劣和假冒产品造成的损失达2000亿元；缺失诚信给外资企业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，几十家跨国公司产品被冒仿率达50％左右，各公司用于打击假冒产品的费用每年为50至200万美元。

　　诚信的缺失已经渗透到许多方面，价格陷阱、虚假报表、伪装上市、拖欠付款等。你转变政府职能也罢；改革政府行政方式也罢，强化产权保护明晰产权所有也罢，发挥中介机构信息传递的作用也罢，各方面的努力都没能对诚信缺失进行很好的梳理，只是看到漏子就补，有缺口就填，这种治理对于建立诚信机制作用不是很大。

　　诚信缺失的原因，在于市场传统失信伦理认同力的强大，诚信法则造成了欺诈者的幸福和诚信者的不幸，在游戏规则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，欺诈压倒诚信。市场价值观常常使诚信陷入欺诈的混水中不能自拔，正所谓“逼良为娼”、“弃明投暗”。名牌企业为什么不敢大张旗鼓地打假？投鼠忌器，担心消费者以为这种品牌有许多假货而放弃使用，假货肆虐横行，诚信受到伤害。显然，这种劣根性想依靠道德的呼唤和宣传的攻势是难以奏效的。

　　我国市场环境缺乏诚信的社会资源和道德基础，欺诈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。人们认为做生意不欺诈、不背信毁约、不欠债赖帐，就赚不到钱，奸商奸商，无奸不商，在商海中“奸”被赋予了褒义的含义，欺诈与“会做生意”、“善于经商”、“聪明”有着等同的意味。而与诚信相一致的却是“老实本分”、“傻瓜”、“不善钻营”等带有挖苦性质的诘问。传统商业文化赋予欺诈以道义上的合理性，而诚信却缺乏制度和文化上的利益驱动机制，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欺诈成性的市场土壤绝不会养育出信用经济的丰硕成果。

　　诚信危机的根源在于民间诚信资源的价值危机--我们的市场制度缺乏一种能有效推动诚信品质普及众生的诱惑，缺乏一套能够战胜欺诈的支撑系统。一项好的制度必须给善带来实惠，给恶带来惩罚，这样才能引导善的行为。在商海中，我们遇到问题时习惯诉诸于道德感召，“诚信是金”、“商海无涯信作舟”等带有浓重宣传色彩的道德箴言，对人们并不能带来多少警醒和劝戒意义。相反，会虚置“诚信”的内涵。

　　如何建立诚信机制？这不是简单的“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”的小手术，而是一个综合治理过程。媒体曝光的非法集资案涉及到一些政府官员的信用危机；司空见惯的三角债和赖帐现象拖垮了一些国企和私企；过门的生活里充满了仿冒、伪造、作假等欺诈行为，大到金融财经的“基金黑幕”、“银广夏骗局”、“东方电子造假”，小到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山西假酒、河南毒米、广东瘦肉精等等，多少人的辛苦钱不翼而飞，多少人被骗的倾家荡产。诚信危机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交易成本增长，市场预期混乱。要确认某个商品生产者的信誉，要实证一个生意伙伴的资信状况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！一旦上当，在不完善和低效率司法制度下，无论是索赔还是追债，都比较困难。诚信缺乏保障，企业短期行为，“三拍主义”（拍脑袋经营、拍胸口决策、拍屁股走人）流行，留下一排破厂房和一堆半成品让诚信尴尬万分；或者责任虚置，义务模糊，受了骗都不知道找谁，诚信者倒落个自作自受缺心眼的坏名声；或是市井无赖，蛮横经营，我是流氓我怕谁，钱已花了，大不了命一条，诚信还能怎么办？只能自食其果，自认倒霉。欺诈者的犯罪成本太低了，相对的是诚信者的道德风险太高了。

　　我们要扬起诚信的旗帜，扫除片狭陈旧的传统观念，使守信者不吃亏，不守信者占不了便宜；让守信者能得到奖励，欺诈者付出沉重代价，直至名誉扫地，寸步难行。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，让诚信观念深入人心，在市场经济的平台上，逐步建立起真正的诚信机制。

　　普及诚信价值的手段，单靠政府是不够的，还要孕育一种自下而上的诚信文化和诚信品质，制度和法律只是维持这种文化和品质的手段。上海1999年启动了个人诚信试点，目前已初步形成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信用体系；北京2002年初开通了企业信用信息体系……但愿这些扬起诚信的旗帜鼓励诚信的改革能推广到全国每一个角落。